全国两会大幕开启，代表委员们齐聚首都共商国是，武汉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话题进一步引发关注。3月4日，长江日报特派记者对话多位来自科学界的代表委员，他们表示，“高地武汉”大有可为，可以让拔尖人才不断“冒出来”，让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更有信心，让更多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
培土育苗
让拔尖人才不断“冒出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焰新
“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关键在于构建‘人才驱动、机制赋能’的创新生态体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焰新认为，要以“培土育苗”的理念夯实人才培养根基，深化高校院所与企业的协同育人和协同创新机制，构建优质的人才循环系统。
王焰新说，DeepSeek的成功对我们启示很大。武汉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成长的工作、生活和人文环境，形成尊重人才、爱护人才、鼓励冒尖的社会风尚，让优秀的人才尤其是青年拔尖人才不断“冒出来”。
“高校是人才的聚集地，武汉要充分利用独特的科教优势，加强高校人才的转换，在人才引进上实施‘精准滴灌’策略，聚焦关键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重大需求‘靶向引才’，做好高能级创新平台的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久久为功，让更多的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创新平台在武汉落地生根、做大做强，为人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创业条件。”王焰新认为，既要打造人才高地，形成全球顶尖人才的“强磁场”，更要建立“破界融通”的激励机制，推行以创新价值为导向的多元评价体系，让青年才俊在重大科研攻关中挑大梁。
王焰新建议，建设科技创新高地，必须持续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成果富矿，亟须主动打破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转化断点”。高校可联合龙头企业共建产业研究院、概念验证中心等平台，将基础研究优势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聚焦“卡脖子”技术开展联合攻关。这种双链融合模式既能依托企业市场洞察力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又能通过产业链反哺创新链，拓展高校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场景，形成“需求牵引研发—成果转化应用—迭代升级创新”的良性循环。
耐心孵化武创院让科研人员更有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宋保亮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武创院）有着很好的体制机制，让高校的学术成果有孵化的过程，要坚持把武创院的创新体制机制做好用好。”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宋保亮说。
身处高校，宋保亮十分关注高校人才培养对科技创新的策源功能。他说，武汉高校、人才集聚，“例如武汉大学，既面向国际前沿培养顶尖型的学术研究生，长久布局人才储备；也有面向社会、企业需要培养应用型的专业研究生。通过实习基地、双导师等制度，让高校教师和企业进行联动，知道企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发挥高校科技人才和平台的优势，直接面向企业解决问题。”
挑战也是同时存在的。宋保亮表示，对许多颠覆性技术的研究，好的“答案”往往通过基础研究发现，需要长期坚持，做真问题、真科学。要培养既具有扎实功底，具备科学探索精神，也能够面向企业需要的人才。“从高校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突破，到企业的转化，最后在社会上应用，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过程，需要耐心并持之以恒地做。”
作为一家新型研发机构，武创院是连接科研与市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创新平台，也是武汉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做“政府不能做、高校院所不愿做、企业做不了，但科技创新又必须做的事”，为科技创新成果提供了很好的孵化空间，“武创院让我们高校的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更有信心。”宋保亮说。
宋保亮说：“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战略部署非常有前瞻性，对高校有很大的积极影响。科研人员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个面向’做科研，充分领会中央的决策部署。高校和企业要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
换道超车越来越多毕业生留汉就业创业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冯丹
“武汉拥有高校92所、在校大学生130多万人，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这是武汉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巨大优势。”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冯丹长期致力于研发存储系统、存储芯片软硬件技术并致力于国产化应用，她表示，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赢得未来。
冯丹介绍，武汉的光电子产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武汉的一张名片，诞生了很多龙头企业，也形成了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冯丹提到，以往，信息存储技术在我国是薄弱环节，市面上的存储产品几乎都被国外垄断。但现在，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完整的产业生态，这是武汉的科技创新亮点，也是武汉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经验。在冯丹看来，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建设科技创新高地的核心要素。
“武汉既能吸引头部企业集聚，也有培育创新型企业的沃土。”冯丹建议，武汉不仅要拿出政策支持头部企业，更应创造条件，用心扶持还在初创阶段的创新型企业，让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在武汉脱颖而出，繁茂生长。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华科大毕业生愿意留在武汉，选择在武汉工作、创业。”这是冯丹的切身感受。冯丹也在采访中提到，武汉可以继续加强“大学生留汉”政策，吸引更多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加快把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
今年两会，冯丹带来了关于“加快AI大模型推理创新和应用”“实施国家数据资源战略储备专项工程”等建议。她提到，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已进入以大模型为核心的“智能密度”比拼阶段。
“加快大模型推理落地是抢占产业智能化制高点的战略需求。”冯丹建议，武汉可以依托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与标准建设，实现行业大模型推理应用的全面发展和换道超车。
破解“死海”建立中间阶段技术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徐旭东
“2016年，我曾以大会书面发言的形式提出破解技术成果转化的难点问题，把成果转化的高死亡率地带称为‘达尔文死海’。”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徐旭东表示，“9年来，‘达尔文死海’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学界探讨科技成果转化的专用名词。”
徐旭东说，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痛点。“在与武汉不少科技型企业和创业团队的接触当中，我既感受到他们成功的喜悦，也感受到他们面临的风险和艰辛。”徐旭东表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企业的生产线，并非举手之劳的成果转让，而是逐级中试放大、工艺优化、减耗降损的漫长过程。当科研成果已经揭示，但还不能进入生产环节创造价值，此时需要的资金投入呈指数增长，成为高校院所和生产企业两头都不愿沾的地带，也就是“达尔文死海”。
目前，针对这一问题各地主要采取建立中试平台和融资渠道的对策。徐旭东提出还应该通过收储创业受挫企业技术成果，推动建立中间阶段技术市场。徐旭东说：“武汉科研院所、创业企业众多，可推出具体举措先行先试。”
徐旭东介绍，被收购的科技成果在适当时机可转卖给有需要和有能力坚持研发的企业的机构，这样既可以减少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损失、扶持研发型企业，也可以培育我国中间阶段技术市场。“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有朝一日，民间将形成自发的中间阶段技术成果的转卖接续研发机制，直至成果进入企业的生产线。那时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将完全打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