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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攀登者“黄埔军校”,撑起中国登山界半壁江山
时间:2020-06-19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 点击:


5月9日,陈刚等人从6500米营地前往7028米营地,攀登大冰壁途中。

8名登顶珠峰队员与2名高山摄像师在珠峰顶合影。


  珠峰“新身高”数据处理正在加紧进行,5月27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峰顶,举世瞩目。无惧风雪、不懈攀登的背后, 一所大学的登山队也在悄然引发关注。


  60余年来,中国地质大学培养出6000多名登山人才,撑起中国登山界的半壁江山,是名副其实的攀登者“黄埔军校”,师生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天涯海角、边疆大漠,踏遍了全球七大洲最高峰和 南北两极。


  攀登者的荣耀,书写登山运动传奇


  在2020珠峰高程测量队中,共有12名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校友。从4月7日进驻珠峰大本营开始,他们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上,停留了52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今年的登山测量工作非常艰辛,5月我们冲顶了3次,前两次我亲历了冲顶测量整个过程,在海拔七八千米的地方,我们要冒着大风,背负着20公斤左右的仪器设备,奋力向上攀登。第三次冲顶,我因为前两次的体力透支,不能继续登到8300米,只能在7900米的地方携带我们的仪器设备静候,有些遗憾。”国测一大队副总工程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海洋学院教授陈刚说。


  作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长,同为地大校友的次落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四次登顶。对于2020珠峰高程测量攀登队队长袁复栋来说,这是他继2008年之后第二次登顶珠峰。“他们在这次的测量过程中确实不容易,因为天气原因,可以说是‘三上三下’。第三次抢到了最后一个窗口期,成功登顶。通过他们传回来的视频可以看到,风非常大,而且珠峰顶上可占用的位置和资源也很少,测量非常危险和困难。”地大体育学院院长董范说。


  “这次登顶珠峰,还有一重意义——再次鼓舞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武汉人民取得抗疫最 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董范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彻底消除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这种勇攀高峰、永不服输的行动和力量鼓舞。


  董范也是中国登山界的明星,今年59岁的他,经历并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登山运动的快速发展历程。常年从事户外运动、保持健身习惯的董范,身材健硕,看上去不像年近六旬的人,只能从肤色中看出这个汉子经历过风霜洗礼。他曾带队登顶珠峰,并在4年时间内带队“打卡”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极点,是一名令业内人士尊敬的攀登者。


  去年走红的电影《攀登者》,还原了我国登山队1960年、1975年两次登顶珠峰的经历。董范听地大老教授朱发荣讲过多次。朱发荣是新中国第一批登山人,与《攀登者》电影中吴京扮演的角色原型王富洲等人一起,被国家派往苏联学习登山。学成回国之后,朱发荣从事登山训练教学等工作,为中国登山运动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曾听王富洲、朱发荣等老前辈讲过,当时国际上对我们封锁打压,国家也是从综合角度考虑,要争一口气,决定成立国家登山队,挑战从珠峰北坡登顶。”董范告诉记者,为了登珠峰,当时中国登山队调动了不少资源,但仍然只有简单装备。对当时的登山运动员来说,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刚从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业两年的王富洲等人被选进国家登山队。从事地质工作的人,要常年进行野外科考,与登山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上世纪50年代末,登山运动便被学校列入体育必修课,野外科考翻山越岭,需要强健的身体和征服大自然的智慧勇气,“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是地大人的心愿。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地大人誓要“为祖国地质事业练就一双铁脚板”,经常以班级为单位,全员参加“10 公里负重行军”,这也成为学校传统的体育盛事。如今,地大的学生坚持每天集体出早操,保持着早起床、早锻炼、早学习的良好习惯。


  “老一辈国家登山队只有部分老同志,国家决定培养年轻人,我有幸入选,从此与登山结缘。”董范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决定再次成立登山队后的新一批攀登者,1984年8月他入选中国登山队,经过组队训练,挑战位于青海的6000余米的阿尼玛卿山,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山。当年还是年轻小伙子的董范,一提登山就很兴奋,上上下下帮忙运送物资跑了好几趟,带队前辈还提醒他悠着点儿,但董范没放在心上,结果后来高原反应强烈,还闹了笑话。


  “头疼得厉害,我喊了一句‘妈妈我要回家!’”董范笑着回忆说,后来这句话成了他的人生“污点”,不少人直到现在还会拿这事开他玩笑。


  如果说王富洲等人是中国第一代攀登者,董范等人是第二代攀登者,那么董范的学生、有着珠峰环保卫士之称的次仁旦达,中国首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陈晨等年轻人,就是中国登山界的新生代。


  一批批中国登山人,从地大石油系、水文系、物探系等学科中走出,经过专业训练后,成了中国登山界的脊梁,撑起了中国登山运动。67年来,地大培养了6000 多名登山人才,一部中国登山史, 满载着几代地大人的光辉足迹。


  荣誉的背后,是一次次生死考验


  在地大体育学院的宣传栏上,张贴着我国攀登者征服一座座高山的历史成就,登山运动早已成为这所学校的亮丽名片。


  目前,这里拥有国际登山健将1名,国家登山、攀岩健将7名,一级登山运动员20余人。社会上称赞地大是“中国登山户外运动的‘黄埔军校’”,一点不为过。用董范的话来说,中国登山协会里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地大校友,全国有名气的登山俱乐部开办者也多是地大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自古以来,攀登高峰,就是一种不畏艰险的精神象征,激励着人们前行。然而,大风、冻伤、迷路、滑坠、雪崩,还有变幻多端的天气,让登山成为一个高危运动项目。登山者经常面临一次次生死考验。勇攀高峰的过程, 更是一路与死神同行。


  董范在带学生攀登珠峰的途中,就曾遇见过著名的“绿靴子”尸体。登顶途中,遇见的尸体就有四五具。遇难者们这种地标性的特殊存在,也给后来的登山人一种警示。


  “户外登山运动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是正常的,只有凭着大家顽强的意志力和团队力量,才能化险为夷。”董范说,团队在攀登北美麦金利峰途中,前面队员一条腿卡入进了冰川暗裂缝,因为是结绳一起前行,如果前面有人掉进去,后面会跟着一串掉进去。情势危急之下,其他队员立即奋不顾身地展开营救,利用绳索、使出全身力气死死扯着,才将遇险队员拉了上来。


  “很多时候救别人就是救自己,在一次次挑战极限中,大家才能深刻体会到不畏艰难、团结 协作理念的重要性。”董范说,身处野外,更能感受到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细节决定成败,攀登也在锤炼攀登者的思维,拓宽攀登者的想象,考验着攀登者处理问题的智慧,更离不开团队的合作支持。


  作为一项靠天吃饭的运动,中国登山运动一路与科学考察相随,离不开地质、气象、测绘等相关学科支撑。中国地质大学曾先后在1978年、1985年、1989年按地学专业特点,编写了供地质院校师生使用的野外理论教材、实用教材及视频教材,以强化师生在地质找矿工作中身体技能和身体素质的适用性。


  长期以来,在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等著名地质学家带领下,一代代登山科考师生薪火相传,对珠峰、阿里、三江源等地进行地质考察, 取得了一批开拓性成果。《西藏阿里地质》《西藏阿里古生物》等著作,填补了我国西藏高山地区相关研究的空白。在这所攀登者的“黄埔军校”里,登山不再局限于其常规意义,而是与地学科考紧密结合。


  无限风光在险峰,勇攀人生新高峰


  登山危险,为什么攀登者前赴后继?


  董范告诉记者,当经历千辛万苦登顶的那一刻,才能切身体会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攀登魅力。


  不过,这些年的攀登,也让董范看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地质变化,例如,电影《攀登者》中呈 现出的犬牙交错的冰塔林,如今在珠峰已经少见。雪线上升、垃圾越来越多等现象,也让董范感到着急。2018年,董范的学生次仁旦达与其他登山者在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以上区域进行了3次大规模登山垃圾清理行动,清理食品包装袋、食品罐子、酒瓶等生活垃圾5240公斤,在次仁旦达等攀登者的呼吁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珠峰环保。


  “地质人是天然的登山工作者,登山是为了亲近山、了解山、认识山、欣赏山,与山进行心灵交流,登山精神的核心是攀登、团队、和谐。”构造地质学家杨巍然认为,一代代地质工作者,一直奔走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地质人勇攀自然高峰和科学高峰。杨巍然的学生李德威教授前年因病去世,在杨巍然眼中,李德威就是一个不断攀登的人,面对青藏高原上与地质构造学说相矛盾的现象,李德威用“30年时间,8万多公里行程”去解答。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如何去攀登?


  “中国登山人的精神传承,也一棒棒在交接。”董范现在需要攀登的“山”,已经变成让更多的人了解登山、喜爱攀登。


  在董范等人的推动下,地大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登山户外运动人才培养体系。1998年, 地大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野外生存体验课,成为首批拥有野外生存教育资源库的大学。2004年,地大成为全国首批拥有野外生存通选课的大学,直到现在,课堂常常爆满,一座难求。2005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户外运动本科专业,2007年率先招收了登山户外运动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8年11月16日,中国登山户外运动学院落户中国地质大学,成为全国高校首个登山户外运动专业学院,为国家登山户外运动培养后备人才,“登山户外运动的摇篮”名副其实。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说,学校的地球科学学科特色与登山户外运动及高山极 地科考血脉相通、相辅相成。学校将进一步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包括大众户外休闲与探 险、高水平竞技、户外产业经济、户外资源调查 和青少年户外教育等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工作。


  攀岩是登山运动衍生出的新兴竞赛项目,学校上世纪90年代建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室内攀岩馆,每年到攀岩馆参加训练的学生多达5000人。如今,一批攀岩“小将”也已在国际国内攀岩赛事中崭露头角。


  在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的登山科考专题展览馆,透过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回望曾经青春而坚毅的脸庞,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中国攀登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传承。(本报记者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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